1975年，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：功德林里，还有 国民党 战犯吗？“还有，主席”，工作人员回答说：“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”毛主席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关这么久了，再顽固分子也剩一把骨头了。他们老了，做不了恶了，都放了吧。”
这句话，为一场持续二十六年的特殊战役画上了句号。
功德林的铁门背后，关过的人个个有名字，有军衔，有故事，杜聿明、卫立煌、黄维……他们曾是战场上最难缠的对手。
1948年淮海战役，黄维带着十二兵团在双堆集死战，被俘时还穿着呢子军装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进了功德林，他的腰杆照样挺着。
学习会上，教员讲社会发展史，他站起来反驳，一条一条为蒋介石辩护，别人写交代材料，他埋头研究永动机，画满一沓又一沓图纸，从1959年到1966年，七次特赦，七次没有他。
管教干部找他谈话，他说：“我无罪可悔。”
就是这样一个“顽固分子”，毛泽东说放，就全放了。
消息传到功德林，黄维愣住了，他原以为自己要老死在这座高墙里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：不是赶你走，是请你走——国家给每人发一套新衣服、一百元生活费，还要开欢送会，嘱咐伙房多给鱼肉，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1975年3月，北京某礼堂，296名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坐在一起，大多头发花白，脊背佝偻。
黄维坐在中间，看着台上悬挂的横幅，看着会场里为他们端茶倒水的工作人员——这些人，是他曾经骂过、顶撞过、对抗了二十多年的人，他低下头，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：“共产党以德报怨，我不是木头。”
释放之后，他们面临同一个选择：去哪里？台湾方面放话，保留他们的军籍和工资，但当前面几批获释人员中有人试探着去香港、想转赴台湾时，对岸的回答冷得像刀子——拒绝入境。
黄维听说后，沉默良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他们不收，我也不愿去了。”他选择留在北京，当了一名政协文史专员，月工资足够体面生活，上任第一件事，是去江西祭拜方志敏——那个他当年参与围剿过的共产党人。
296人中，90%留在了大陆，杜聿明成了政协委员，埋头整理抗战史料，卫立煌早在1959年就获释，当了政协常委，至死都在呼吁两岸统一。
只有10人坚持要走，结果滞留在香港的廉价旅馆里，被台湾拒之门外，其中一人绝望自尽，其余的人，最终还是回来了。
那一年，毛泽东的案头摆着一份公安部的报告，列出13名“有风险”人员，建议继续关押，他用笔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：年老，放掉，旁边又加了一句——给钱，治病。
这两个决定放在一起，便是一个政党的胸襟，二十六年前他说“一个不杀”，二十六年后的功德林，当年横刀立马的将军们，终于在古稀之年走出了高墙。
黄维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留下的理由：“共产党给了我新生，我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价值。”这个研究了大半辈子永动机的人，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传下去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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